徐州甘蔗种植(宋朝伴随着经济繁荣出现的是生态环境的破坏)

宋朝是社会经济获得迅猛发展的时期，在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，而且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。　　

户口的增加，垦田面积的扩大，耕作技术的提高，经济作物的增多，促使农业取得空前的发展，为手工业、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自宋真宗朝后，“承平既久，户口岁增”，至宋徽宗大观四年(1110)，已两千万余户。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(1223)，南宋境内仍有1260万户。同时，垦田面积也不断扩大，广大农民因地制宜，开垦了大量圩田（围田）、梯田（山田）、淤田、沙田、葑田（架田）等。北宋时，引进籽满粒大的天竺绿豆；南宋初，还从北方引进西瓜。

耕作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，深耕细耙外，育秧、灌溉、粪肥、中耕管理、换茬等，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。一年两熟制和两年三熟制面积日趋扩大，南宋时，植麦面积迅速扩大，促使冬麦和晚稻两熟制得到大面积推广。

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得到相当大的发展，出现了茶园户、漆户、药户、花户、果农、蔗农等专业经营者，主要从事商品生产。南方各地普遍种植茶叶。两广、福建、两浙、川蜀是著名的甘蔗种植区，福、明（今浙江宁波）、广、汉（今四川广汉）、遂（今四川遂宁）5州都有许多“糖霜户”，生产蔗糖和冰糖。棉花（吉贝、木棉）的栽培区逐渐向北扩大。北宋至南宋前期，植棉区限在广南和福建路。南宋后期，随着全国气温的升高，植棉区北进到江淮和川蜀一带。　　

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，矿冶、纺织、造纸、制瓷、造船等部门，在原料采集、生产技术和产品种类、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。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了前代。独立手工业者也较前代增多。

采矿冶炼业的发展为农业、商业、手工业的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。宋初，各地有矿冶201处。英宗时，增至271处。神宗时，发展到顶峰，年产铜730余千克；年产铅增至460万千克、锡116万余千克。北宋时，北方已大量开采石炭（煤）。高额的矿产量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。徐州利国监（今属江苏）、兖州莱芜监（今属山东）是著名的冶铁地。仁宗皇祐间(1049～1053)，全国年产铁3562万千克。冶铁炉的鼓风机由皮囊改用木风箱，风力增大。利国监还用石炭冶铁制作兵器。

丝织业以两浙、川蜀最为发达。宋仁宗时，梓州有几千家机户，专事丝织。开封府设绫锦院，为皇室贵族织造顶级织品。河北路产绢，号称“衣被天下”。丝织物的品种和花色比前代增加了许多。麻织业集中在成都府路、广西路、京东路、河东路，广西普遍栽麻，农村妇女都擅长织布。南宋丝、麻织品的产量继续增长；随着植棉区的扩大，棉织品在全部纺织品中的比重有所上升。　　

制瓷业普遍发展，且有突出成就。制瓷窑户几乎遍布全国各地，并各有特色。北方以开封官窑、汝窑（今河南宝丰清凉寺）、定窑（今河北曲阳涧磁村）、钧窑（今河南禹州）等，南方以景德镇窑（今属江西），临安府修内司官窑，建窑（今福建建阳水吉镇）等所产瓷器最为著名。广东、福建的瓷器主要销往海外。　　

井盐作坊

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，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一定破坏。从宋初起，黄河中、下游及其支流渭、洛等水两岸的森林植被，继续遭到破坏。宋太祖时，在秦州夕阳镇（今甘肃天水西北新阳镇）设采造务，派兵分批砍伐森林，“岁获大木万本，以给京师”。宰相赵普等“贵要”，多“冒禁”购买秦陇间“巨木”，“联巨筏至京师治第”。经过肆无忌惮的砍伐，至北宋中期，沈括惊叹：“今齐、鲁间松木尽矣，渐至太行，京西、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。”黄河两岸水土流失严重，造成黄河在宋朝平均每年出现一次决口或改道的水灾。梯田的过度开垦，也以破坏丘陵地带的森林为代价。南方圩垸的过度填筑，导致许多湖泊从此消失，周围地区水旱之灾频仍。如绍兴府（今属浙江）鉴湖、明州广德湖，至南宋时，几乎皆被废为田，以致“涝则增溢不已，旱则无灌溉之利”。四川井盐业越是兴旺，消耗的木材越多，结果是不惜采伐周围地区林木，造成“山谷童秃，极望如赭”。这些都给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后代留下了难以逆转的隐患。关注 中国大百科全书数据库公众号了解更多